第七章　李蛰——自相冲突的哲学家
　　1602年，李赞在狱中以剃刀自刎，死后，被称为牺牲自我。
这一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。
李蛰的著作不穿于当时而屡被官方禁止，但是仰慕他的人则不顾禁令而不断加以重印。
这些著作，虽然篇幅浩瀚，然而并没有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。
李费并不缺乏勇气，但是通常来说，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，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。
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蛰的著作中见到。

　　少数的评论者，竟说李赞站到了下层民众的立场上，批判了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。
这种论调自然更属于无稽。
他在1580年离开姚安知府的职务以后，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外上的周济以维持生活，而他从也不觉得接受这些周济有任何不妥。
这个社会容许他不耕而食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应当改组。
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，那也只是着眼在私人的性格和品德，而从没有提到经济立场，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种评语可以同样适用于自己。
在若干场合，他一方面自我批评，一方面又自我怜惜。
在给侍郎周思敬的信里，他说：“今年不死，明年不死，年年等死，等不出死，反等出祸。
然而祸来又不即来，等死又不即死，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。
可如何！
’丁目在这种语调中看不出丝毫自我牺牲的意味，也就是说，写信的人并没有能以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看透社会的病弊，立下“与汝偕亡”的决心。

　　但是李蛰对这个社会具有理智上的关心，则属毫无疑义。
这种关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处，在它的后面有社会经济的背景，也有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特别的关联，而其个人的心理上和哲学上的特点尤其不能忽视。
这些条件只能更把李蛰构成为一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，而不是一位在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的人物。

　　李蛰是儒家的信徒。
1587年以前，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。
次年，他即制发为僧，时年六十一。
剃发的原因是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、拘束的生活，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。
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遁世，不论从理智上看还是从社会关系上看，他此后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。
当被捕后接受讯问，他回答说：“罪人著书甚多具在，于圣教有益无损。
’这种精神和路德的倔强相似。
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解释经典，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，即见信徒即为长老的态度相似。
但李蛰没有路德的自恃，也缺乏伊拉斯漠斯的自信。
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，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：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！”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。

　　李蛰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，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。
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，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。
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，人的廉洁和诚信，也只能长为灌木，不能形成丛林。
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蛰的朋友、居停和论辩的对手，李蛰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，批评他缺乏诚信。
然而，李赞还以同样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，指责自己缺乏诚信：“志在温饱，而自谓伯夷叔齐：质本齐人，而自谓饱道沃德。
分明一介不与，而以有等借口；分明毫毛不拔，而谓杨朱贼仁。
动与物免心与回违。”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“商贾之行之心’，“以欺世盗名”。
这种奇怪现象的症结，在于内心矛盾的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。

　　李蛰于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。
他的家族原姓林，后来改姓李。
六世祖林写是泉州的巨商，以贸易往来于波斯湾，娶“色目女”，可能就是印度欧罗巴种的女人。
在其后相当的时间内，他的祖先仍然和混血的家庭和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往来，一直到曾祖父一代，他家庭中的国际色彩才归于消失，李蛰本人则从小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成人。

　　到李蛰这一代，他的家道早已中落。
1552年，他得中举人。
中举后因为经济困难，不能再耐心拼得进土及第的资格，即要求循例在政府中任职。
之后，他多年沉浮于下僚，位卑俸微，郁郁不得志。
1559年，又因为父亲死去而停职丁优。
服满后入京求职，等待了一年零八个月，才得到了一个国子监教官的职位。
候补期间，以教书糊口。
他生有4个儿子3个女儿，但除了大女儿以外，其他都不幸夭殇。
据李蛰自己说，有一次他有7天没有吃到多少东西，最后甚至饥不择食，不能分辨“稻粱”和“黍稷”的差别。

　　1563年，他的祖父去世。
上司和朋友根据当时的习惯，送给了他相当丰厚的蹲仪。
至此，他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心。
他把全部款项的一半在他做过教官的河南购置地产一处，以为妻女衣食之资，让她们留在河南，余下的一半则由他自己携回福建。
他所需要安葬的不仅是新去世的祖父，而且还有祖先三代的灵柩五口。
按照一般的风俗，安葬先人，必须讲求风水，选择吉地，以期后人的飞黄腾达，否则宁可把灵柩长期停放。
当时，李蛰还在文官的下层中挣扎，虽然祖父刚刚去世，但是曾祖父的灵柩已经停放了50年，环境逼迫他迁就